1929年8月20日，湖南衡山县马庙坪，24岁的毛泽建被押赴刑场。她没有留下求生的请求，也没有向敌人交代组织情况。这个年轻女子走完了自己短暂而艰苦的一生，也成为毛泽东一家最早牺牲的烈士。
毛家后来被称为“革命的烈士之家”。毛泽建、杨开慧、毛泽覃、毛泽民、毛楚雄、毛岸英六人，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。若按牺牲时间计算，毛泽建排在最前面。她牺牲时，毛泽东还在井冈山一带开展斗争，并不知道妹妹已经遇害。
毛泽建并非毛泽东的亲生妹妹，而是他的堂妹。1905年，她出生在湖南湘潭韶山冲附近，乳名“菊妹子”。她的父亲毛尉生长期患病，母亲又双目不便，家中生活十分窘迫。毛贻昌夫妇没有女儿，便将年幼的毛泽建接到家中抚养。
在毛家生活的那些年，毛泽建和毛泽东兄妹感情深厚。她性格安静，却很能吃苦，家务、农活都肯承担。毛泽东外出求学后，仍惦记着这个妹妹。1915年前后，他回到韶山时曾提醒她，女子也应当读书，不能因为世俗偏见便放弃改变命运的机会。
这句话对毛泽建影响很大。只是，家庭变故来得太快。1919年，养母文七妹病逝；次年1月，养父毛贻昌也因病去世。失去依靠的毛泽建回到亲生家庭，但父亲早已离世，家中还有年幼弟妹，实在无力继续供养她。
她被送到杨林乡一户肖姓人家做童养媳。那不是一桩正常婚姻，而是一种以贫困为基础的强迫安排。年纪尚小的毛泽建承担了繁重家务，稍有差错便遭打骂。有一次她受伤流血，竟有人用烧热的锅边替她止血，额头因此留下伤疤。
1920年，毛泽东与杨开慧回韶山祭祖，才得知妹妹的遭遇。他反对这桩婚姻，设法将毛泽建从肖家接出，并把她送到长沙读书。这个决定并不只是替妹妹脱离困境，更是让她第一次拥有了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机会。
毛泽建基础薄弱，求学起步并不容易。白天听课，晚上补习，她靠着勤奋逐渐跟上进度。后来，她进入衡阳第三女子师范学校学习，使用过“毛达湘”等名字，以避免因兄长身份带来不必要的牵连。
在长沙和衡阳期间，她接触到马克思主义，参加学生运动和妇女运动，思想发生明显变化。1923年，经何叔衡介绍，毛泽建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她不再只是毛泽东需要照料的妹妹，也成了一名独立承担任务的革命者。
学校里，校方曾用克扣伙食、灌输封建迷信等办法压制学生的进步要求。毛泽建带领同学据理力争，公开质问学校究竟是培养教师，还是要把学生变成听命行事的人。她说话直接，办事果断，在学生中逐渐形成了号召力。
1925年，毛泽建与陈芬结婚。两人有共同的政治追求，婚后一起从事革命工作。北伐时期，她担任中共衡阳县委妇女委员，组织妇女宣传革命，推动妇女参加识字和政治活动。她已经从一个受苦的童养媳，成长为能够独立开展工作的基层干部。
大革命失败后，湖南各地进入白色恐怖时期。1927年11月，毛泽建和陈芬参与组建衡山工农游击队，转入武装斗争。她熟悉乡村环境，擅长秘密联络和侦察，有时装扮成普通妇女，有时以学生身份活动，承担了不少危险任务。
1928年春，因叛徒出卖，毛泽建夫妇遭到通缉。他们准备转移到耒阳一带，陈芬却在突围和转移过程中被敌人杀害。此时的毛泽建已经怀孕八个月，仍没有离开斗争区域。她没有跟随部队远行，而是留在当地坚持地下活动。
不久，她在一户农家隐蔽下来，并生下一个男婴，取名“艰生”。敌人的搜捕越来越紧，为避免孩子成为目标，她将孩子托付给农户，自己设法引开追捕。后来，毛泽建被捕，孩子因失去母乳和照料不久夭折。这个消息，她直到生命终点也未能得知。
被捕后的毛泽建遭受长期审讯和酷刑。敌人想从她口中逼出游击队和地下党员的情况，她始终没有屈服。1929年8月，敌人决定将她处死。临刑前，亲属不忍告诉她孩子已经夭折，只能借来一个婴儿，让她见上“艰生”一面。
毛泽建抱着孩子反复亲吻，泪水止不住地流。面对敌人的刑讯，她表现得异常坚强；可在母亲身份面前，她终究只是一个牵挂孩子的年轻母亲。这一幕没有改变她的选择，却把她身上革命者与普通人的两重身份同时呈现出来。
她留下的遗言中写道：“只要革命成功了，就是万死也无恨。”1929年8月20日，毛泽建在衡山县马庙坪英勇就义，年仅24岁。直到一年后，毛泽东才得知妹妹牺牲的消息。他悲痛地说：“菊妹子是好妹妹，也是好同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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